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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衡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时间:2017-8-9 20:51:41  作者:研究会秘书处  来源: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  查看:178  评论:0
内容摘要:《国学论衡》第六辑序——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国学论衡》学术集刊要出第六辑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是本辑的主编,大家希望我写序,这本是我的责任,但却感到有些为难。一是因为我确实不擅长作序题跋这一类的事,二是因为集子中已经收了我和易志刚的一篇文字,要说的话似乎已经说了,再来写序...

《国学论衡》第六辑序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国学论衡》学术集刊要出第六辑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是本辑的主编,大家希望我写序,这本是我的责任,但却感到有些为难。一是因为我确实不擅长作序题跋这一类的事,二是因为集子中已经收了我和易志刚的一篇文字,要说的话似乎已经说了,再来写序该说点什么好呢?但既然是责任,我就应该认真对待,努力说几句有意义的话,才不辜负大家的心意,也才对得起集子中的其他作者和集子的读者们。

顾名思义,我们的研究会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呢?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弘扬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无非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们世代相传而延续下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并不在人们的生活之外,而就在人们当下的生活之中,因此是不需要弘扬的。一种传统,如果需要弘扬,一是因为它已经消亡,已经从人们当下的生活中隐退;一是因为它本身是好的,是值得恢复的。可是,一种本身是好的传统为什么会消亡呢?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一种已经消亡了的传统会被人们认为是好的,是应该恢复的呢?

拿这个问题来检讨中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期,都有人在做一件相同的事情:弘扬传统。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孟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企图恢复正在消亡的西周封建制;在秦汉建立郡县制大一统帝国后,有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致力于恢复孔子及其儒家的学说和思想;在看到了汉唐两朝帝国都消亡于一个剧烈的动荡和分裂时期(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历史现象后,有两宋文人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或整体主张回向“三代”的政治和学术努力;民元革命后,有军阀政客的“尊孔读经”,也有新儒家学者试图从宋学中寻找中华脊梁的苦苦追索;一直到今天,当在新时期条件下中国文化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祭出了“弘扬传统”这杆大旗。那么,每当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值得重新找回来的东西呢?

我们是中国人。正如西方人把古希腊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一样,我们中国人把“三代”视为自己的根。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成长起来,在冰期结束后的自然环境下,借助于“新石器革命”的成果一天天走向文明,并在创造文明的努力中终于达到人的精神自觉。这个精神自觉,在古代中国正是经由“三代”而达到的,它的成果就是西周的封建社会及其典章制度。正惟如此,当西周封建制全面走向崩溃的时候,孔子就站出来要恢复这个正在消亡的传统。孔子没能挽救西周封建制的衰亡,但孔子却把古代中国人最初所达到的精神自觉凝结成为他的仁的哲学,并通过他的毕生努力给我们留下了承载这种精神自觉的文化元典——“六经”。对于我们而言,“六经”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古代中国人最早作为人的行为、思想和意愿的原始记载,因此蕴涵着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就是我们的根。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孔子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虽然没能挽救西周封建制的衰亡,也没能阻挡新兴的郡县制的成长,但却给后世帝王划下了一条底线:即使不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王,但也绝不能成为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不做桀纣之君,成为悬在历代帝王头上的一把利剑。正因为此,虽然汉承秦制建立了郡县制大一统帝国,但却不得不直面秦的骤兴和遽亡而进行检讨和反思。结果,自以为开创了千秋帝业而企望名垂青史的秦始皇,却因为“仁心不施”而落下了一个千古恶名,是为“暴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董仲舒的复兴儒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和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的形成。

不做暴秦,成为自汉以降两千余年历代王朝的基本政治信念。然而,这终于也只是一个信念而已。

宋是直接从五代十国的混乱状态中走出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的局面犹历历在目,并为有宋一代文人或士大夫所深恶痛绝。而检讨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人们几乎把矛头一致指向汉唐,认为汉从一开始就是“袭秦之余”而背离了“三代”传统。在回向“三代”或恢复“三代”传统的努力中,这个传统被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虽然打着“天理”的旗号,但却依然不能保证回向“三代”的政治实践的成功,有宋一代的几次变法最终都以失败而收场。政治实践领域的失败,使回向“三代”或恢复“三代”传统的努力不得不退回到个人的领域,演变成为一种以提高个人道德品格或精神境界为目标的修为或涵养。可是,当文人们日益沉浸于他们个人的修为之中,自娱自乐“玩索”起他们的涵养的时候,那个高高在上的“天理”就死掉了,而所谓“三代”传统也就离他们越来越远。

中国人的根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清王朝都是中国人被异族征服和奴役的时代。清初的学人中,有不甘心被奴役而不与征服者合作的所谓“遗老”,但真正能够坚持的也就那么几位,一则因为学问确实够大,二则顶上了一个“遗老”的声名。至于到晚年,默许自己的子孙低头认新主,则也算不上什么了。

其实,真正为那个时代学人代表的,应该是考据大师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1636-1704)和毛奇龄(字大可,晚年称西河先生,1623-1716)。

阎若璩最力之作是《尚书古文疏证》,历来被认为是清代学术的一大成就。问题在于:第一,阎若璩的证伪《古文尚书》,虽然凸显他的学术功力,但其动机却是向异族主子邀功请赏;第二,正因为此,他一边煞有介事、不无炫耀甚至不无戏谑地使用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等考据手段,一边却在行文中近乎恶作剧地作伪、造假,玩天下学人于股掌。康熙元年(公元1662),阎若璩27岁,始醉心于功名,但数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阎若璩43岁,应荐赴试博学鸿儒科落第,后参加徐乾学《清一统志》书局。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徐乾学去世,参与书局的学人云散,年近六旬的阎若璩归寓淮安。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和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阎若璩先后两次进献颂诗,希望亲聆圣谕,但却未能如愿。嗣后,皇四子胤禛以手书相邀,年近古稀的阎若璩带病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受邀赴京,被胤禛尊为上宾。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请御医为他治疗,但终因医治无效逝于京师。

毛奇龄一度也是抗清斗士,曾亡命江湖十余年。后靠朋友帮助,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毛奇龄已年过半百,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毛奇龄将其作《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三种,呈进南巡的康熙皇帝,特蒙宣谕奖掖,得以颁行。毛奇龄猜度清廷会欢迎对代表中华文化正统的朱学的否定批判,因而作《四书改错》,其意是伺机邀宠。但没想到清廷改变文化策略,让朱熹配享孔庙。毛奇龄闻讯,竟亲手用斧子毁了《四书改错》的雕版。据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1705-1755)记叙:“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鲒埼亭集外编》)

学人已然如此,大众的面貌更无二致,其典型的形象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近300年的异族征服和奴役,几乎斩断了中国人的根,从而完成了自秦汉以来一直进行的帝国臣民的塑造,形成了一种奇特而扭曲、被称之为“中国国民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既有专横骄奢的君主,也有无耻的贪官污吏;既有驯服的良民百姓,也有桀骜的刁民暴民;既有残忍的加害者,也有无辜的受害者。民元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以后,每当人们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依然必须面对这个传统。

很显然,上面说到的这个传统不是我们要弘扬的对象。我们之所以主张“弘扬传统文化”,恰恰是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个传统的时候感到了缺失,需要重新找回那缺失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根,是可以称之为中华脊梁的、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那个最初的精神自觉中所蕴含的做人的底线。深入到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母体中,寻找我们的根,寻找支撑我们挺立于天地之间的脊梁,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面向未来、走向未来。

这是艰巨的文化工作,需要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学者投入他们的热情和精力。所喜的是,集刊本辑的作者大多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努力,才是中国文化的希望。

 

                                                                                                     王晓兴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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